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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播报

医生自述:我的两次生死逃亡

2020-01-21 14:04  来源:医脉通  责任编辑:安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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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惊人院的初级研究员原来如此。经历过2003年那段岁月的人可能永远也无法忘却,在一场与病毒的抗争中,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,将死神拒之门外的。如今,我愿将这些过往整理在册,铭记当年,祝福未来。

故事要从一通电话说起······

01

 那年3月,我和禽兽在北京沙子口吃姚记炒肝。因为很好吃,他一番狼吞虎咽,被呛得咳出了眼泪,我优雅地放下饭碗,鄙夷地扫了他一眼。

“呼吸道异物阻塞,最快三分钟就可毙命。你甭作妖儿,我们科现在都已经住满了,没有空余床位容得下你。不过就你这作劲儿,估计也不用住院了,我在火葬场有熟人,不会让你家花吃亏钱的。”

禽兽满眼含泪,还没缓过来:“听说这几天感冒闹得特别凶,各大医院病房都人满为患,你们东直门肯定也是一床难求吧?

我在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任职,他说的没错,何止一床难求,连地上都睡满了。昨天从北大附属医院还转过来一批病人,据说他们那边就差人摞着人睡了。

禽兽颇为不屑:“这些人啊,有点小病就闹着住院,好像看病不花钱似的。一包感冒药就能好的事儿,何必呢?”

我正要反驳他,手机响了。我低头一看,是齐主任,赶紧接起来。

“小曹,你在哪儿呢?”齐主任的语气里带着莫名的焦躁。

“姚记炒肝,您来一份吗?下午我带回去。”我回道。

今天是我正大光明的休息日,不惧查岗。

“别吃了。”齐主任的语速很快,“昨天从北大附属医院转过来的病号确认是SARS,现在二科的医生和护士一个不剩,都被隔离了!你赶紧回医院测体温,记住,不要和任何人近距离接触!

我的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足足反应了十几秒钟。

齐主任雷厉风行,说完便挂了电话,急着去通知下一个人。我握着手机,愣了会儿神,听到对面的禽兽慢悠悠地发问。

“怎么,有急诊?你们呼吸科能有什么着急事儿啊,整天拿个鸡毛当令箭。”

我一边回忆齐主任的话,一边向他复述。禽兽是北大人民医院传染科的秦医生,听完我的话,他狠狠一拍桌子:“SARS不就是非典嘛!你们科室冒出来一个?这下东直门可出名了。”

那个时候,在北京人的印象里,非典还属于遥远的广东和香港,谁都不会想到自己和非典的相遇会来得这么仓促。

我扒拉两口炒肝,匆匆离去。禽兽则显得格外兴奋,他说要赶紧回北院去守株待兔。这家伙一直这样,遇到新的病例,就像猎豹看见了猎物。

回到医院,呼吸科已经忙成了一团乱麻,楼道内外到处都是白口罩。我进到科室里,护士长递给我一个体温计,并告诉我,体温合格的医生才能上岗,不合格的直接住院隔离。

五分钟后,我取出体温计,36.8℃。

根本没时间多想,我撂下体温计,套上衣服戴上口罩就上岗了。由于医生大批量减员,而患者仍在持续增多,整个呼吸科鸡飞狗跳。

初期的非典不好确诊,所以但凡发热、腹泻的病号统统需要严肃对待。每一例确诊都关系着病人的去留,去则保证无毒,为之确诊的大夫必须签字担责——倘若把非典病人放回家去,造成了大范围传染,后果无比严重!

若是留,就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,即便是健康的人,住进一堆非典病人中间,那基本也等于被判刑了。

因此,每一例诊断都需要呼吸科主任、传染科主任,以及副院长挨个确认,挨个签字。

那字儿签的,一个个拧着眉毛,都跟上刑似的。

后期,我们才知道非典症状是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。经X光透视后,肺部会呈现点点“白斑”,两片白肺如死神展开的翅膀,给人以窒息的恐惧。

所有冲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每天需要接触上百名疑似病例,被传染的几率也被无限放大了。医生不可能全程穿着密闭防护服在科室盯班,不但身体承受不了,还给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

在这种关头,没人愿意徒增恐慌。

02

三天之后,造成东直门医院大面积传染的确诊患者宣告死亡。

说句实话,在医院工作这些年,我早已见惯了生死,但这一例却不同,他的死直接宣告,东直门在SARS面前战败了。

我能明显感受到,整个医院的气氛在一夜之间产生了变化。

也是从这一天起,在食堂打饭不用排队了,无论我坐在哪里,周围三层的桌椅必定空空荡荡。食堂就餐的医护人员被分作两批,负责非典的呼吸、传染、急救的医护坐在一侧,其他科室的医护自动远离,坐在遥遥相望的另一侧。

医生尚且如此,何况病人。

我们也自觉地减少外出,实在忍不住了,就跑去楼顶透透气。

初春的北京灰蒙蒙的,行人匆匆,我却因此治好了恐高症。

因为每天极度繁忙,加上害怕将病毒传染给家人,我索性住进了医院宿舍里。夜晚,禽兽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
“你再不来看我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他的声音还是充满活力。

我已经累得睁不开眼:“咋啦?我现在一天上岗12个小时,哪儿有空去找你浪。”

禽兽顿了几秒,若无其事道:“我们马上就要被封院了。”

封院?这是个陌生的词汇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北大人民医院的感染者数量后来居上,数量高达120人,更惊悚的是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医护人员。

禽兽给我打电话的当天晚上10点开始封院,我赶到的时候正有警察在拉着警戒线。

线内的禽兽望着线外的我,大喊:“你进不来的,我也不能出去!”

封院前夕,医护人员可以选择离开,但之后,便会被医院认定为“自动辞职”,再也回不来了。说直接点,离开就是逃兵。

隔着警戒线,大概有20米远,我看见北大人民医院里人人面目凝重,无比悲壮。禽兽呆呆地看着我,脸上是隐隐的无奈。

在警察将围观的人群驱散开前,我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:“活着出来!”

03

我对禽兽的担心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因为极度的忙碌,我每天只能睡三、四个小时,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担心别人。

有的时候病人实在太多,我就会摘掉猴帽儿(一种罩住头部只露双眼的防护帽),把旁边一同值班的医护人员吓一大跳。

他们全副武装地盯着我,提醒我把帽子戴回去。我摇摇头,甚至脱去了一半防护服:“这些东西太累赘了!”

脱掉半身防护服的我诊断速度能快50%,眼前待诊病人的队伍长达数十米,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诊断分类,将会意味着大量的人可能在排队过程中被传染。无论如何,现在效率是第一位的。

随着全科室大夫的拼命和坚持,大量非典病例被确诊隔离,接受救治。诊室前的队伍越来越短,直到一个疑似病例直接呕吐在我的办公桌上,花花绿绿的一片,三天之后,我发热了。

为我做诊断的时候,齐主任只戴着口罩,因为顾及我的心理感受,他没有穿戴防护服。我站在门口不肯进去,那时在我桌上呕吐的病人已经被确诊为非典,我基本上是逃不掉了,如果我直接进屋,他也就悬了。

在我的一再要求下,齐主任穿上了全套四层的防护,我才终于进屋。诊断结果毫无悬念,我被感染了。

我终于住进了被呼吸二科医护人员包场的隔离病房里。大家见到我,纷纷微笑点头示意,像是在菜市场偶遇了老邻居,那些微笑瞬间消灭了我的恐慌。

但是当晚,急诊科的段大夫病危,大家努力营造出的轻松氛围被轻而易举地击碎。

我给禽兽打电话,他在对面笑嘻嘻地说:“我也在病房躺着呢,今天早上发的烧。但是我跟你说啊,我可是我们科最后一个倒下的。”

我哑然失笑:“行吧,两周才是危险期,我看你能笑多久。咱们俩,谁先划勾谁是孙子。”

禽兽在那边听得一愣:“你姥姥的······”

在医院的病历上,痊愈的患者会被医生划上一个对勾。

那晚我睡得昏昏沉沉,第二天依旧昏昏沉沉,沉到第七天我喘不上气来,抬头一看病房里的人少了三分之一,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被划了勾,而是搬去了ICU病房。

我躺在靠窗的位置,看见楼下两名穿着防护服的人推着一具尸体离开。那是前几天病危的段大夫,他终究没能挺过去。

病房里再也欢乐不起来了,我浑身上下也有倍增的酸痛,仿佛有一万只蚂蚁在撕咬,稍微一动就疼得龇牙咧嘴。

我和呼吸二科的老方每天比赛走路,从病床到放射室,很近,二十米左右的距离。我们先数1、2、3,然后开始下床。

老方的肺部阴影比我大,有大半腔子的积水,没走两步就会开始喘了,这是我超过他的最好时机。每次老方落败,都会在背后小声骂我,而我却连转身回骂一句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们两个人急促地喘着粗气,哆哆嗦嗦,互相较狠劲,每次都能比出一身汗水。

陪我比了一周之后,老方去了ICU,再过几天,我看到他被穿着防护服的人推走了。

病房里的人已经少了大半,绝大部分都在ICU里生死未卜,此时,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禽兽发来的短信。

“我不行了,你要活着出去,孙子!”

那一刻,我再也忍不住了,哭得撕心裂肺。

非典,你姥姥的!

04

一周后,我被确认痊愈,活着走出了病房。

齐主任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,他让我回家休息,我拒绝了。我要和丫战斗到底!

5月16日,我请了半天的假,那天北大人民医院解除了封院,我站在外面看着警察拆除警戒线。

每个从警戒线里走出来的人,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,必须通过严密的检测,合格者被发一个检疫合格证明。

禽兽没有从里面走出来。我当然知道他已经被消毒火化,我当然知道他临死都没有见到亲人一眼,我当然知道他三岁的儿子还在等着他的乐高,但我一直站在那里,总恍惚觉得他会突然从大门口跑出来,骂我“孙子”。

他曾说过,解封之后一定要先去吃姚记炒肝,我一步步如行尸走肉,想去店里看看,这家伙是不是甩下我提前去了。

但是,他没有。

后来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医院委派我前往小汤山非典医院。

在那里,我要和全国最勇敢的医护人员一起对抗非典!

如果禽兽还活着,他肯定会说:“嘿!小样儿的,看不出你还挺有尿性。”

秦大夫,你没完成的事儿,就交给兄弟吧。

隔天我抵达北京昌平区小汤山医院,那里军队驻扎戒备森严,比起普通的医院多了许多肃穆的味道。

这里太像单程的驿站。在病人间的传闻中,背靠昌平火葬场的小汤山医院被描绘成了鬼城酆都一般的地方,从入院到火化,行云流水。

我在查房时听到他们议论纷纷,总会笑着说:“那我就是鬼城里的夜叉咯?别动,夜叉来量体温了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,恐怖的气氛被瞬间冲散了。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,患者的心理状态十分重要,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要在踏进病房的前一刻换上一张淡定、从容的脸,无论他的内心多么煎熬。

某一天,一直和我搭档的苏护士不见了,换了一个生面孔。我诧异地打听,才知道当天苏护士体温升高,立即被隔离观察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,那段日子,我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,那种在死神面前的无助感再一次吞噬了我。

幸好两天后苏护士回来了,她体温升高的原因是例假期。看着护士们相拥而泣,我也有点迎风流泪。

为了杜绝医护人员被感染,医院采取军事化管理,所有科室主任必须签“零感染责任状”,哪里出现感染就地免职追责。这种蛮横的管理方式在非常时刻体现出了作用,所有医护人员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,整整51天里,1383人无一被感染,创造了奇迹。

非典这个魔鬼,来得突如其来,走得也出人意料的迅速。

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,我们通过控制感染将其扼杀住了。6月20日,我和全科的医护人员站在大门口,目送最后一批痊愈患者从小汤山医院离开。

终于结束了。

秦医生,我干过它了。

05

非典之后,我因个人原因离开东直门医院,加入到北京安贞医院。

在那里的9年间,我逐渐淡忘了痛苦,稀释了麻木,每天出诊,每月进修,日子过得普普通通。

后来,我有幸获得了赶赴几内亚进行医疗援助的机会。

在几内亚,我一边当医生,一边当老师,提升当地医学生的专业知识。小盖和小菲就是我的学生——当地人的名字太长,翻译成汉字至少一个自然段,所以我就取了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,叫他们小盖和小菲。

几内亚的生活虽然简朴,却很快乐。非洲的孩子们非常纯粹,我教他们蹩脚的汉语,他们教我骑河马、敲鼓,和头顶20斤重物。几内亚的成年人有一夫多妻的习俗,一家夫妻五个人,竟然也能琴瑟和鸣。

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的时候,出了一件大事。几内亚官方发布声明,灾难降临,一种名为埃博拉的病毒在国内爆发,感染者最快会在48小时内七窍流血、内脏衰竭而亡。

得知消息的我猛然间想起前两天死在我们医疗站的怪病患者,他的症状是腹痛、呕血、眼球充血,身上的注射孔会流出源源不断的鲜血,令人毛骨悚然。

当时负责抢救这个病人的,正是小盖和小菲。

10年前的恐怖感顿时在我的脑海中重现。

我急忙打电话过去:“小盖和小菲呢?”

医疗站的人回复说:“他俩说不舒服,今天请假了。”

嗡的一声,我的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:“快找到他们,迅速隔离!你们穿着防护服去。”

埃博拉就像是非典,悄然降临,让人们手足无措。

埃博拉又不是非典,它有着90%的死亡率,感染基本看不到曙光。

又一次,我进了隔离区。因为我也曾检查过一例疑似病患,在医疗物资奇缺的情况下,我直接用手翻开了病人的眼睑,零距离接触,这让我获得了一个长达21天的隔离期。

在隔离病房,我给小盖打电话:“谁先出去谁孙子。”

说完这句话,我的心里忽然泛起一阵酸楚。此前小盖在中国待过10年,但他不了解“孙子”这种表达方式。

我跟他说,这是地道的普通话,表示最淳朴的祝福,等出了病房我详细地解释给你听。到时候我教给你一些地道的中文,比如“你妹”、“姥姥”、“他大爷”。

但两天后,小盖和小菲开始不断地体内出血、体外出血,口中喷射出碎末状的血糊,里面混杂着破碎的内脏。

小盖的四个老婆跪在大家面前求救,可医护人员也只能回复一声叹息。

那时人们对埃博拉毫无医疗办法。

翻译说:“她们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医生,你们有全世界一流的医术,只有你们能救她们的老公,求求你们。”

几位中国医生偏过头,眼泪哗哗地流,都不敢看她们的眼睛。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在隔离室,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她们。

小盖当晚就殉职了,他的四个老婆不再跪着哀求了。她们眼神麻木,没有泪水,呆呆地看着当地政府的人穿着防护服将小盖装进尸袋,拉去火化。

几内亚人大多信教,不接受火葬,但是小盖的死很特殊,必须被火葬处理。因此,即使死去他也要遭受信仰上的唾弃。

我隔着窗户看着四个女人绝望又冰冷的目光,感到羞愧万分。

很快大量疑似病例就占满了医院,隔离区也很快被住满了。一切仿佛和10年前一样,但不一样的是埃博拉让我们更加无助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确诊,然后隔离,教大家如何分辨,以及教大家尽早地隔离和保护自己。

在随后的数月中,几内亚哀鸿遍野,埃博拉患者临死前无不血溅当场。各处的医院很快遍地陈尸,犹如人间地狱,未曾亲见者无法体会。

命如草芥不过如此。

06

21天后,我活着走出了隔离室。

半年之后下一批医疗救援队来接替我们,让我们先行回国。那时埃博拉依然在西非三国肆虐,直到我们离开的一年半后才得到有效的控制。

之所以花费了这么久的时间,是因为当地人对疾病噤若寒蝉,不够重视。用他们的话来说,那就是:“哦,不用担心,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。”

回国后,我去了北京沙子口吃姚记炒肝,点了两份,将其中一份放在对面,倒上满满的辣椒。

“你丫以后还跟我嘚瑟吗?我可是经历了两回生死。”

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,我痛哭流涕。

(注:本文改编自真实事件)

研究结果

有些伤痛,会让我们铭记一辈子。而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,留给我们的,不仅仅是伤痛,还有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、公共卫生体系的巨大变革,牢记当年,检视得失,我们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。

而我们更不能忘却,也无法忘却的,是那些冲锋在前、奋不顾身地抢救患者的白衣英雄们。没有任何的生命不是极其宝贵的,没有任何的牺牲是理所应当的,我们能做的,除了铭记英雄,就只有理解和尊重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的全体医护人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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